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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和“出车祸”两个概率上的概率。

解法不知是否可通过两个事件的概率的乘积求得。

不管怎么说，这都应该是一个极小的概率，它的概率比中大奖的居然大，可见中大奖的难得和稀奇。

　　但买票的人却比参与场DB的人多得多，不能不说众缺乏对数字的理解。

通常，场的赔率是80%甚至更高，而乐透的赔率还到不了一半，但众却热衷于票，渴望一夜暴富，一把改变命运。

商了解大众心理，不在每件商品上打折，而是推出购物中大奖之类的活动，也和票异曲同工，既节约成本，又满足了顾客的“侥幸”心理。

理解了数字，你也就知道，中六合的概率远比掷硬币，连续出现10个正面的“可能性”小得多，手边如果有硬币，又有时间，你不妨试试，看你用多长时间能幸运地掷出自始至终的连续10个正面。

连续10个正面的概率是10个1/2相乘的积，意味着每次抛掷，你都“幸运”地得到了你所希望的，占整个可能性1/2的好结果。

这个概率应该是1/1024，想想吧，千分之一的概率让你碰上了，难道不需要有上千次的辛勤抛掷做后盾？

　　DB就是概率，概率的法则支配所发生的一切。

以概率的观点，就不会对DB里的输输赢赢感兴趣，因为无论每一次下是输是赢，都是随机事件，背后靠的虽然是你个人的运气。

但作为一个客整体，概率却站在场一边。

场靠一个大的客群，从中抽头赚钱。

而客，如果不停地下去，构成了一个大的DB行为的基数，每一次随机得到的输赢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在场电脑背后设计好的赔率面前，客每次下，都没有意义了。

　　博中的概率论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事件的独立性概念。

很多情况下，人们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未中奖人群而去买票或参与到累计回报的游戏，殊不知，每个人的“运气”都独立于他人的“运气”，并不因为前人没有中奖你就多了中奖的机会。

设想一下，前面10个人抛硬币，没有一个人抛出了正面，现在轮到了你，难道你抛出正面的可能性就大于其余的人？抛硬币出现正反的决定性因素是硬币的质地和你的手劲，每个人抛的那一次，都“独立”于其余的人。

拉斯维加斯的很多场，老机上都顶着跑车，下面写着告示，告诉客已经有多少人玩了游戏，车还没有送出，只要连得三个大奖，就能赢得跑车云云。

但得大奖的规则并无变化，每人是否幸运，和前面的“铺石”毫无关系。

　　博中的概率论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如19世纪法国着名数学拉普拉斯所说:“对于生活中的大部分，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只是概率问题。

你可以说几乎我们所掌握的所有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只有一小部分我们能确定地了解。

甚至数学科学本身，归纳法、类推法和发现真理的首要手段都是建立在概率论的基础之上。

因此，整个人类知识系统是与这一理论相联系的……”有趣的是，这样一门被称为“人类知识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的数学却直接地起源于人类贪婪的产物，DB，文明一点的说法，就是机会性游戏，即靠运气取胜的游戏。

　　希罗多德在他的巨着《历史》中记录到，早在元前1500年，埃及人为了忘却饥饿，经常聚集在一起掷子，游戏发展到后来，到了园前1200年，有了立方体的子，6个面上刻上数字，和现代的DB工具已经没有了区别。

但概率论的概念直到文艺复兴后才出现，概率论出现如此迟缓，有人认为是人类的道德规范影响了对博中的概率论的研究——既然博被视为不道德的，那么将机会性游戏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大逆不道。

第一个有意识地计算DB胜算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卡尔达诺，他几乎每天DB，并且由此坚信，一个人DB不是为了钱，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弥补在DB中耗去的时间。

他计算了同时掷出两个子，出现哪个数字的可能最多，结果发现是“7”。

　　17世纪，法国贵族德·梅在子DB中，有急事必须中途停止DB。

双方各出的30个金币的资要靠对胜负的预测进行分配，但不知用什么样的比例分配才算合理。

德·梅写信向当时法国的最具声望的数学帕斯卡请教。

帕斯卡又和当时的另一位数学费尔马长期通信。

于是，一个新的数学分支—概率论产生了博中的概率论从DB的游戏开始，最终博中的概率论服务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